治平四年(1067年)正月，宋英宗赵曙晏驾。左右大臣急忙派人召太子赵顼入宫即位，但此时宋英宗的双手忽然又动了一下，守在灵旁的曾公亮担心宋英宗还活着，连忙告知韩琦(时任宰相)，要韩琦派人阻止太子进宫。韩琦十分镇静地说：“若先帝复生，即为太上皇，不得阻止太子入宫。”当时身为太子的赵顼被召入宫，临行前对东宫诸人说：“汝等谨守东宫门户，若陛下已选定更佳继承者，我还要回来的!”太子赵顼入宫后，在韩琦等人的拥护下即皇帝位，是为宋神宗。神宗即位后，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，皇后高氏为皇太后，晋封弟赵灏为昌王，韩琦守司空兼侍中。
    虽然曹氏不是赵顼的亲奶奶，赵顼也不是曹氏的亲孙子，但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。
    二月朔日，神宗初御紫辰殿朝见群臣，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。向氏系故相向敏中曾孙女，父名经，曾为定国军留后。治平三年，出嫁颍邸，封安国夫人，至是立为皇后。
    却说司马光字君实，陕川夏县人。父亲名叫司马池，任天章阁待制（宋代官名），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，自幼便聪敏好学。当时他的父亲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，于是便给他取名 “光”。
    司马光非常喜欢读《左传》，常常手不释书，不知饥渴寒暑。七岁时，他便能熟练背诵《左传》，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。
    有一件事使司马光闻名九州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。
    说是有一天，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庭院里捉迷藏。
    有一个小伙伴悄悄地爬上了假山。假山旁边正巧有个大水缸，里面装满了水。
    这个小朋友一不留神，脚下一滑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大水缸里。
    伙伴们一下子慌了，有的跑去找人，有的大喊：“救命啊!救命啊!有人掉进水缸里啦!”
    司马光飞快地绕到假山后面，曾曾几下爬到水缸边，使劲儿伸手去拉水里的小伙伴。可是手臂太短，够不着。同伴们又急又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司马光的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救人的办法，突然，他瞥见地上有一块大石头，司马光顿时有了主意。他飞跑过去，用力搬起地上的大石头，使劲儿朝水缸砸去，“砰!”的一声，水缸破了，里面的水“哗”的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    水缸虽然坏了，不过掉进水缸里的小伙伴得救了。
    司马光五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请姐姐帮忙剥掉胡桃的皮，姐姐弄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，她就生气地走开了。
    一会儿后，家里的女佣看到司马光想吃胡桃就过来帮他，舀了一碗开水，把青胡桃放进了水里用开水一泡，皮很容易就被剥了下来。司马光的姐姐进来后看见他在吃胡桃，就问是谁帮他剥的。司马光说：“当然是我自己剥的了，我想了个办法，用开水一泡这皮就剥下来了，你看我聪明吧。”
    正好司马光的父亲在外面看到女佣教司马光剥胡桃皮的情景，看到他撒谎便走进屋来，狠狠地训斥他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能说谎话！”
    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，立马低头认错。从此他牢记父亲的教诲，诚实做人，不再撒谎了。
    天圣九年（1031年） ，司马光随父亲从东京出发，一路经洛阳、潼关、宝鸡，过秦岭，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，在栈道上遇着巨蟒，司马光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，巨蟒疼得一震，滚到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。
    司马光诚实聪明，又十分乖巧懂事，深得父亲喜爱。每逢出游或者与同僚密友交谈，司马池总把他带在身边。耳濡目染，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，还是在见识方面，都“凛然如成人”。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他。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，也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、教育。
    司马光二十岁参加会试，一举高中进士甲科，从此步入仕林，初任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判官。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知州，两地相距较近，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。同年，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。
    庆历元年，司马池病死在晋州，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夏县。
    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司马光接到诏旨，调他担任大理评事、国子直讲。赴京之日，僚友们置酒为他饯行。司马光即席赋诗：
    “不辞烂醉樽前倒，
    明日此欢重得无？
    追随不忍轻言别，
    回首城楼没晚烟！”
    这时的司马光意气风发，虽然宦海茫茫，风云莫测，但仍旧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。
    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，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，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。并州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，写成的《边议》10卷很有见地，司马光予以推荐。
    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，于是一面禁绝边民与西夏互市，一面决定修堡。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，结果大败而归，自己不得已自杀。朝廷御史审理此桉，庞籍被解除节度使之职，贬谪青州知事，司马光向皇帝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，应当“独臣罪，以至典刑”。庞籍得知司马光为自己辩解，又上奏章引咎自归，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。庞籍与司马光互相支持难能可贵。庞籍死后，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，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。
    司马光任职同知谏院期间，多次向仁宗上书解决继嗣的问题，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，终于立赵曙为皇太子。
    司马光除了关注社会上层，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外，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。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，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。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。他在《论财利疏》中指出：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，因为“农民苦身劳力，粗衣粗食，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，负担各种劳役。收成好的年代，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，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，甚至冻饿而死”，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。
    仁宗死后，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，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。司马光将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交给谏院为公使钱。
    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英宗病死，神宗赵顼即位。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司马光，说他“德性淳正，学术通明”，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，不久，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。
    司马光的故事还有很多，他要卖一匹马，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，高大有力，性情温顺，只可惜夏季有肺病。司马光对管家说：“这匹马夏季有肺病，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。”管家笑了笑说：“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？我们卖马怎么能把人家看不出来的毛病说出来呢。”司马光说：“一匹马多少钱事小，对人不讲真话，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。我们做人必须诚信，要是失去了诚信，损失将更大。”管家听后惭愧极了。
    交趾国遣使进贡来一只珍奇异兽，说是麒麟。司马光说：“大家都不知道麒麟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是真的，但不是它自己出现的，就算不得吉祥的象征；如果是假的，恐怕还会被远方的夷狄所笑。圣上应该厚赏使者，让他带回去。”
    司马光有一个老仆，一直称呼他为“君实秀才”。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，听到仆人叫“君实秀才”不禁好笑，戏谑道：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，现在已经是宰相了，大家都叫他‘君实相公’呢！”老仆大吃一惊，以后见了司马光，都毕恭毕敬地尊称“君实相公”，司马光跌足长叹：“我家这个老仆，活活被子瞻教坏了。”
    司马光当宰相后日理万机，桉头文书堆积如山，其中有不少是旧友来函。这些人在给司马光的信中，多半是回忆旧情，欲勾起司马光的怀旧情结，然后就是叙述个人目前处境如何不好，大有怀才不遇的感叹，继而或暗示或者恬不知耻地表示希望得到司马光的提携……司马光对这些来信并不是每函必复，对其中啼饥号寒者有时也给以恰当的接济；对有意进取功名者复函表示鼓励；对厚颜讨官要爵者则置之不理。
    司马光也并非全然不念旧情，公余，他也有时忆起故旧，对旧友中那些德行好、有才气的，他是忘不掉的。
    这一天，史馆的刘器之来拜望司马光，谈完公事后，司马光问刘器之道：“器之，你可曾知道，你是怎样进入史馆的？”
    “知道知道！若不是君实兄为荐，器之将依旧是布衣寒士……”
    不等刘器之说完感恩图报之类的话，司马光又问他道：“那你可知我为何要推荐你呢？”
    “知道知道！这完全是君实兄有念旧之情……”
    “哈哈！这点你就说错了！我的故友旧交倒确实不少，如果仅因念旧而荐人，那朝廷里不到处都会有我的旧友？”
    刘器之听后一时茫然，他静待司马光说下去。
    司马光果然接着说道：“在我赋闲居家时，你经常去我那里。我们在一起谈文论史，各抒己见，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。嘻嘻，回想起那段生活，还真有些意思。我当时心境不好，你常常宽慰我，鼓励我。我那时无权无势，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幸事！后来我做了官，如今已是宰相，那些过去的泛泛之交，甚至仅见过一面、对答过几句话的人，都纷纷给我来信，借叙旧为名，行要官之实。可只有你是从不给我来信的人！你并不因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，你对我一无所求，依旧读书做学问！对失意人不踩，对得意人不捧，这就是你与其他人的最不同处。我就是冲这一点竭力向朝廷推荐你的……”
    刘器之听罢，起身对司马光深深一揖：“君实兄知我，我由此更知君实兄！”
    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，有纳妾蓄妓的风尚。司马光和王安石、岳飞一样，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、不储妓的人。婚后三十年余，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，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，也没想过纳妾生子。张夫人却急得要死。一次，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，悄悄安置在卧室，自己借故外出。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，到书房看书去了。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，一番搔首弄姿后，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，娇滴滴地问：“请问先生，中丞是什么书呀？”司马光离她一丈，板起面孔拱手答道：“中丞是尚书，不是书！”美女很是无趣，大失所望地走了。
    还有一次，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。张夫人和妈妈合计，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。司马光生气地对丫鬟说：“走开！夫人不在，你来见我作甚！”第二天，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，十分敬佩，说司马光是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”白头偕老的翻版。唯独一人笑道：“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，只会骂人！”张夫人终身未育，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“司马康”作为养子。
    司马光就这样和妻子相依为命。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，逢元宵节，张夫人想出去看灯，司马光说：“家里也点灯，何必出去看？”张夫人说：“不止是看灯，也随便看看游人。”司马光一笑说：“看人？难道我是鬼吗！”
    司马光自己不纳妾，不留恋声色，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。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，同僚但凡私幸营妓，都得搞“地下工作”，偷偷摸摸地进行。一次，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，就前去“捉奸”。同僚吓得六神无主，叮嘱歌妓越墙逃走。歌妓胆小，不肯跳墙，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。同僚见了司马光，终是害怕，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。
    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，居所极简陋，于是另辟一地下室，读书其间。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，宅第非常豪奢，中堂建屋三层，最上一层称朝天阁，洛阳人戏称：“王家钻天，司马入地。”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，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，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，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，尽了丈夫的责任。
    俗语说：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在封建社会，大多数人苦读寒窗，跻身仕途，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，泽被后世荫及子孙。可司马光任官近40 年，而且官高权重，竟然典地葬妻，在这些人面前，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。
    嘉祜八年三月，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，珍宝丝绸无数，但司马光不为所动。司马光年老体弱时，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，司马光婉言拒之，他说：“吾几十年来，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纯帛，多穿麻葛粗布，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？”
    仁宗在位时。王安石上书论政，长达万言。在此万言书中，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，“因天 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”他说自宋开国以来，政府即感 财力不足之苦，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。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， 只因为没有伟大的人与他共谋其事。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。在随后英宗皇帝当政的短短四年之中， 王安石又蒙思召，但是他辞谢不就。因为仁宗无子， 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，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。
    后来英宗之子神宗即位， 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，九月又将他拜为翰林。圣命一到，王安石立即拜受官职。但是七个月后才成行。
    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，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，这时国库空虚，祭天大典时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，这样可以节省一笔钱。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因为朝臣不知道生财之道。 司马光反驳说：“你的所谓财政，就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。” 王安石道：“不是。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。” 司马光说：“多么荒唐！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固定的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 手中，就是在政府手中。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，你就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来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。”好像也有理。
    司马光的一生就干了这两件事 ，一是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二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。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：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和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，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。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，也由衷地说：“司马君实，君子人也！”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，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人！
    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，在为变法的问题上斗得死去活来之后，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：“介甫无它，唯执拗耳”。
    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，但他争理不争利。，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容。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：“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，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。”
    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，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，但具体哪里不妥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司马光也无法对变法方桉作出有力辩驳。终其所述只有“不妥”二字。宋神宗说他无理取闹，他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，有人劝他弹劾王安石，可是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：王没有任何私心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，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。